仁 义 礼 智 信

各国文化中都有社会发展学说，如印度教在三千多年就提出了四个社会发展阶段，黄金时代、白银时代、红铜时代、黑铁时代。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就有孔子说了两类社会：《礼运》中说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和大道既隐天下为家，公有制与私有制社会。到了宋代邵雍的《皇极经世》这类思想就更明确了，他明确指出社会分仁、礼、义、智、信几个阶段。提出“君子从天以本天时，不从人而强违天。”

元者，春也，仁也。春者，时之始元者，德之长。时则未盛，而德足以长人。故言德不言时。亨者，夏也，礼也。夏者，时之盛。礼者，德之文。盛则必衰，而文不足以救之。故言时不言德。故曰大哉乾元而上九有悔也。利者，秋之义也。秋者时之成。义者，德之方。万物方成而获利。义者，不通于利。故言时而不言德也。正者，冬也，智也。冬者，时之未也。智者，德之衰。正则吉，不正则凶。故言德不言时也。故利贞者，性情也。

可见邵子提出的社会发展是有定数的：仁＿礼＿义＿智，仁为一、为敬心所以时还未盛所以言德不言时，礼为二、此时高低已呈，贵贱已分，大道既隐，所以要正君臣，笃父子，故作礼。礼为德之文，文有当有不当，文不当常犯上之逆鳞，故言有听与不听，言时而不言德，得时则入，故文极盛，过盛则衰，文不足以救之。义为三，为利、为秋，时之成，为义，是德之方，物终成于利获义，然义又不通与利，此时杀伐四起，有一二次世界大战，言时而不言德。智为四，为贞，正也。为冬，冬时之未也。为智德之衰也。此时近“仁”之社会人人平等，高卑不明，欲归复于“仁”，此时正则吉，不正则凶。

可见社会发展学说并不是马克思一人的创见，中国与印度都比马克思要早。以中国之社会发展论来说，马克思正处在秋未冬初的社会，社会矛盾十分尖锐，战事不断，马克思虽欲复春之仁，然杀气不能免，实则进于盛冬之严寒。这种思想也是历史性的，为春之“仁”气复于秋之“义”气，而成冬之寒，冬寒即是

关于“仁义礼智信”的排序问题，有人以为“义”与“仁”相类：老子有言：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。到最后上礼为之莫之应，则攘臂而扔之。也常言“仁义礼智信”，《易》却以“义”为三，以“利”相释。到底次序是如何呢？朱熹以为：“仁义礼智信”也有两类，一是时之概念，二是空的概念。生时有序则当言：“仁礼义智信”，义居三属金为刚果之气，物至义则分为两半，义断则明生，义由礼所生。若是发时而言：“仁礼义智信”则不分先后。但人们通常言“仁义”而不言“仁智”是因为“仁”与“义”相反而类，“仁”属阳，义属“阴”。居两端，如人喜言“春秋”而不言“春夏”。以时序列应从《易》与邵子学说，而不从老子学说。

提起“仁义礼智信”，人们首先想到的是“封建”的东西。实际上这不是什么封建，而是中华民族文明的精华。马克思不了解“东方文明”，没有对中国的文明做一个总结，把它定义为“封建”，是中国人自己定的。如果把中国的孔夫子定义成为“封建”，那么，马克思就应该把苏格拉底、亚里土多德，定义为很“奴隶”，他们不是生活在奴隶社会吗？现实社会中人们一提到孔夫子则厌之，耻读其书。可是平常的俗话里却经常听见孔夫子说话的声音，“攻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、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”……进入现代社会了,是不是就应该把这些都抛到脑后了,他那时提出来的道德标准,到底还能不能成为现代社会的道德标准呢？